父亲1940年牺牲时，黄萍只有14岁。
“他在一次执行给部队买枪的任务时，赶上鬼子‘扫荡’，不幸被捕，遭到枪杀。”尽管已经时隔85年，说起父亲牺牲时的情形，黄萍仍然很激动，嘴角不住地抖动，“他当时才38岁啊，是家里的顶梁柱……”
黄萍出生于1926年，山东省沂水县人。她是家里的大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在世时，家里的日子还算富裕。父亲念过书，在当地很有威望，先是当乡长，后来又成为县长。
这种生活在父亲牺牲后戛然而止。“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地下党员，当时县城里的党员都是他发展的，他还往延安输送了很多年轻人。”黄萍又补充道，自己的姥爷也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国恨家仇，在黄萍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抗争的种子。1941年1月，八路军进县城宣传抗日，黄萍没有丝毫犹豫就参加了革命，帮着运送物资，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萍被派往山东公学学习医学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当时，军区急需医务人员，于是，黄萍来到沂蒙山区附近的山东鲁中军区。
在军区后方医院里，黄萍做过司药、护士，主要的任务就是抢救伤员，为他们包扎、缝合、上药。伤员以外伤居多，药品很短缺，死亡率很高。
1941年到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残酷“扫荡”。当时，医院里药品奇缺，不得不用一些土办法代替。“没有红汞，伤口也没有什么消毒的好办法，刚开始我们用盐水冲洗，后来就用猪油自己配药膏；给伤员输液，就是把水烧开了，把盐冲在里面，把水晾凉了直接输入到静脉里……”
即使在医院里，也常能听到枪炮声，不断有伤员被抬进来，有的肢体已经残缺不全。“虽然那时我只有十几岁，但看着流血不止的战友、听着痛苦的呻吟声，根本顾不上害怕，一心想的就是救人。”黄萍说。
“虽然没有摸过枪、握过手雷，但作为一名卫生员，我抵抗侵略者，就是要用手中的手术刀、剪刀、镊子挽救更多战友的生命。”可是，由于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很多时候，黄萍他们也只能给伤员进行简单的包扎，一些伤员原来的绷带已经粘在了血肉上，等从兵站转到后方医院时伤口已经感染，没有挺到最后。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忍不住掠过哀伤。
最多时，黄萍一天救治了30多名伤员。看到他们因缺少镇痛药品发出痛苦的呻吟，黄萍会像姐姐一样轻声安慰，帮助他们暂时缓解伤痛。伤员因伤口感染出现高烧昏厥，黄萍细心地用湿棉签轻轻擦拭伤员干裂的嘴唇，或将湿纱布中的水小心地滴入伤员的口中。
每当看到那些经过自己救治和护理的伤员重返前线战场杀敌卫国，黄萍都会感觉如同自己奔赴战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那时生活很艰苦，吃饭没准点，饿了就啃口锅饼、煎饼，就着水咽下，晚上几个女生就挤在高粱秸铺的地上睡。但从不觉得累，因为一心就想干好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整个鲁中地区，也在医院传播开来。当时，黄萍正忙着为伤员包扎伤口，顾不上庆祝。晚上，大家凑钱买了一些花生，还破例喝了点儿酒。
同年11月，黄萍所在的鲁中军区部队对汉奸和拒不上缴武器的伪军发起了大反攻，最终大获全胜。“所有人都跑到街上，敲锣打鼓、唱起歌、跳起舞，开心地庆祝，以后我们再也不怕了。”
抗战胜利后，黄萍又先后在华东三野七兵团35军卫生部、十九兵团后勤部、西北空军司令部担任医师。直到1953年4月来到北京铁路中心防疫站（北京世纪坛医院前身）任站长，她才找了个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山东老家。
离家12年的黄萍来到父亲坟前，敬上一炷香，洒上一杯酒：“爸爸，你看到了吗？我们胜利了！”黄萍大声呼喊着，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采访结束前，黄萍唱起《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位99岁的老人唱得铿锵有力，仿佛又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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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任珊,武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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